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新文科建设的路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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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引起教育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都在关心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它关系到人文社科自身的发展创新，关系到人文社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文社科如何适应日益深化的社会变革，如何服务日新月异的时代需求。

归根结底，新文科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学科自身，更在于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科建设不是一般性、补丁式、表面化的创新，而是学科定位、专业布局、评价体系的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当然是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一个突破点。这样一个突破点，要能够从根本上创新人文社科的学科特征，还要能够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笔者认为，这个创新点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我们知道，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知识分化的结果。学科的形成既与知识的分类密切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密切相关。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目标和流程。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说，世界因学科而断裂。

• 比如，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意思是说，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分家”的意思不仅是“不要分家”，而且是“不能分家”。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科学研究来看，文史哲不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来越明显。

• 又比如，我们经常讲，诗乐舞在起源上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诗乐舞相互之间的壁垒越来越严重。

• 再比如，对文本的阐释问题，或者说阐释学的问题，它是有关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属于基础学科，甚至应该说属于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阐释学以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涉及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等问题，反映出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我们可以说阐释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其本身就是“反学科分化”的一个结果。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学科分化的意义。事实上，没有学科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现代文明，我们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探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

笔者所要强调的只不过是，学科分化让我们掌握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的种种显微镜，让我们拥有了更轻松地看到远方世界的种种望远镜，但是，这些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很可能是有色眼镜，它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也同时向我们遮蔽了这个世界。

就这个意义而言，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实际上就是要突破学科分化的这个有色眼镜，尽可能地面对世界本身，面对事物本身，回到问题本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文科建设，是人文和科技的融合问题。

60年前，英国学者斯诺在演讲中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双方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教育太过专门化。

斯诺的演讲尽管论证粗疏，也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却是非常关键。而且，60年后的今天，人文与科技之间，仍旧是壁垒森严。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也深有感触。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被老百姓戏称为“砖家”。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也和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化有关系，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脱节有关系，体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脱离社会现实，视野、格局和方法上都严重受制于所在学科的规定性，受制于这种规定性带来的种种局限性。

因此，自然科学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发展，它的意义和方向就可能出问题；同样地，人文科学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它的结论和价值也必然缺乏坚实的根基。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两个维度，它的均衡发展尤其重要，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源的、统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着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人文科学则着重于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整个学术史其实既是一个学科不断分化、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科不断交叉、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融互渗。

现代社会，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日益加大，界限日益清晰；从内在关系上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人文科学的引导，人文科学的发展越来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就是要逐步打破学科之间的既有界限，以交融互渗、协同共享为途径，对传统学科进行改造、转型和升级，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路径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模式创新。简而言之，交叉融合是发展趋势、是创新路径，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需要。

那么，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应当从自然科学中吸取什么？笔者认为重点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二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

首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到人文研究，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

坦言之，人文研究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相当普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阐释文本的意义，应该从文本出发，依据文本，有理性，有逻辑。不从文本找根据，不讲基本的逻辑关系，那阐释的还是这个文本吗？阐释还有什么理性可言？有什么价值可言？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讲文学阐释的开放性，这没有问题。

但是，只讲开放，不讲约束，只讲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讲一千个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堂吉诃德，也不可能变成玛格丽特，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对文本的阐释是一个不断从文本出发，又不断回到文本，不断放飞意义，又不断从文本中寻找意义起降点的过程。不讲根据，不讲逻辑，阐释从何而来，阐释的价值又如何实现？

研究阐释，就要研究阐释的规则，研究阐释学的基本概念。概念混乱，阐释学作为一个学科还能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到底是“阐释学”“诠释学”，还是“释义学”“解释学”？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不同的阐释路线，关系到中西阐释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大家可以有争议，可以相互保留意见，但不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

再比如，文学作品意义的开放性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安伯托·艾柯写了一本《开放的作品》，于是许多人就跟着喊作品是开放的，把阐释的开放当成了作品的开放。可是，阐释具有开放性就一定意味着作品具有开放性吗？阐释具有无限性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蕴含具有无限性吗？作品和对作品的阐释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着眼于作品的自在规定性，后者着眼于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规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在规定性否定关系规定性，但也不能因为关系规定性而否认自在规定性。

毋庸讳言的是，很多关于文本阐释的讨论中，存在着基本概念混乱、概念的内涵游移不定，甚至是偷换概念的问题。包括艾柯自己，在丹纳讲坛上，主张作品开放性的艾柯，当别人任意阐释他的文本时，他就不同意了，说自己的文本没有那么多意思，没有别人说的那些意思云云。

缺乏科学精神，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进步的精神。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古人，重复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话。动辄某某古人说什么，某某洋人说什么，就是没有我自己说什么。

这当然和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有关系——人文科学的很多问题、基本性的问题，都是已经讨论了两千五百年还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能是拾人牙慧，只能是“嚼别人嚼过的馍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脱离古人的历史语境，脱离洋人的现实情境，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古人或洋人的片言只语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普遍真理，当作不可逾越的雷池。其实这都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表现，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是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表现。

比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曾经宣告形而上学的系统哲学的终结，宣告分析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但他也同样坦陈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我们的文艺理论、我们人文学科不去关注罗蒂思想的发展变化，不去研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和得出结论的方式，而是固守于罗蒂几十年前的观念，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归根结底，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追求思想进步的科学精神。

与科学精神相关联，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价值追求，但是它的价值追求从来不能脱离人的存在的客观性；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人文学科有自己的边界，但这种边界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就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转变了人们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认知，也转变了人文学科研究演进的路径，可证实性和逻辑性进入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这极大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人文学科一味固守于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自我追问和思辨，无视人存在的客观性，通过开放的边界保持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其功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展现得不到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撑，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并从而走向自我循环的死胡同。

笔者在研究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时，便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准确地说是引入了数学中π和正态分布的概念，用前者来描述阐释的有限和无限问题，用后者来描述阐释的公共性问题。

从路线上，阐释可以分为“诠”和“阐”。

• 其一，“诠”的最终追索，是文本的自在意义及作者的本来意图，它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π，无限且连续，各点位之间相互依存，以至互证，共同诠释π的无限意义。对“诠”而言，约束，有限，是为追求，但同样具有无限空间。

• 其二，对“阐”而言，开放，无限，是为本征。“阐”是无限的，但无限的“阐”是真的能够永远无限下去吗？“阐”的有效和无效有没有一个可资判定的框架或标准？事实上，一般阐释结果的分布形态，就是概率分布。

面对确定的哈姆雷特，100万人的理解和阐释离散多元、不可预测。但是，众多的阐释结果，其分布将是标准的正态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曲线的描述。此分布规律，用于阐释学分析，其横轴为现象或文本呈现，其中线为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结果，全部独立阐释的结果分布于曲线面积之内。相比西方同类理论，正态分布是呈现和说明阐释无限与有限关系的最好方法与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与对自然现象的正态分布描述不同，阐释作为精神现象，其公共期望与方差很难定量，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引入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这种借助数学模型对精神现象的描述，其意义或可进一步期待。

这是笔者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一种尝试，成败自有评说，但这种尝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